但這種廣告是「有公共利益的廣告」，而不是精準投放然後把大家隔開的廣告。這種公共利益的廣告，應該成為一種新的收入模式。
那這個我有篇一起寫的論文叫做《利社會媒體》(Prosocial Media)——有利於社會的媒體——裡面就詳細的去講出了這樣子的分潤模式，也就是內容變現模式。
所以這樣子的模式，我覺得是絕對可行的，但是它必須要先有可解釋的、社群可以理解並且駕馭的排序演算法，來當作基礎。
可以的。這樣子的內容變現模式，簡單來說，就是如何彌合這些莫須有的、用詞不同等等就大打出手分裂成兩個社群。所以這些社群的領導者，他不一定是政治的，很可能是文化的——好比像說信仰的社群、時尚的社群、支持某種運動的社群、大家一起分享美食等等。
每個社群都有自己營運的模式，有些是靠訂閱、有些是靠捐獻、有些是靠提供服務跟產品。但是對這些社群來講，怎麼樣擴大他的受眾，而不要因為分眾化而流失他的受眾？這個對他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這些社群就會願意去提出——即使是用生成式 AI 來輔助——去讓正在碎片化的兩邊能夠又重新理解到彼此之間共同的、罕見的價值。
很多這樣的文化社群，都會願意為這個付費，我們就只要確保說他們出錢真的有買到東西就好了。像以前大家都看球賽，像超級盃的時候，不分政治立場、不分男女老少大家都看到同樣的一個訊息，這個就是產生出所謂的「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那這個共同知識的廣告版位是非常貴的。但現在在精準投放廣告的時候，這個反而沒有賣。
只要能確保在整個社群，不管他現在多分裂，願意付錢的人就能夠去提出這樣子的共同知識的廣告。而這個廣告必須要經過像剛講到「橋接」的投票，是真的能夠把兩邊的人——雖然透過 AI 來生成、透過 AI 來排序——但到最後還是兩邊的社群的人，去進行這方面的判斷。
如果判斷起來真的我們之間的關係變好了——本來是可能家裡四個人跟 AI 討論完之後都各跑各的，但是透過提供這樣子的資訊，大家又願意全家一起出去郊遊了——那這樣子的話，願意為這個付錢的人是很多的。
也就是說，它有兩個付費的來源：一個我們剛講到了，讓現有的社群為了不要分崩離析而獎勵產出讓社群一致性變高的內容、大家彼此之間互相理解的內容，這是一種。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每個人自己心裡面也都有一個小社群。很多人他在工作的社群、喜好休閒的社群、信仰的社群、在地這個鄰里系統的社群等等，其實是不同的。而且在某些事情上面，這兩邊還會彼此拉扯。
像我阿媽，今年已經 93 歲了，那在當年有一方支持同婚公投、另外一邊是愛家公投的時候，他教堂的朋友就跟他講一邊嘛，那他比較年輕的一些朋友就跟他講另外一邊嘛，最後他沒有去領公投票。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只要確保說有件事情能夠讓兩邊都同意，好比說「同性可以結婚，但是雙方的家族不聯姻」，這樣「結婚不結姻」的內容，在當時如果就已經能夠產生出來，然後讓兩邊都發現說「我們好像都有點不滿意，但是都可以接受」，這樣我相信任何個人他只要兩邊都有拉扯的朋友，這些人也會願意透過每個月付錢的方式，去看到更多這類優質的內容。
就像之前講的，很多在美國用 TikTok 的大學生願意每個月付一千塊。所以這個肯定是有價的。
我們來看 Podcast 的這個情況，你一旦做出一個平台之後，重點是那個平台它有沒有提供夠好的使用者體驗。
在以前，當你有這樣的產品之後，你要進入別的市場，就要克服語言的障礙、文化的障礙等等等等。但是現在這些幾乎都不是問題，AI 不但很會翻譯，而且甚至文化上面的翻譯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舉例，好比像臺灣我們剛所提到的網詐通報系統、群眾檢舉詐騙的這套系統。那不管是 Gogolook 的 Whoscall、不管是 Trend Micro 的 Fraud Buster，現在數位發展部也有自己的網詐通報網，等等的這些產品。那其實包含在日本等地，其實接受度都是非常高的。
因為在以前，你要精通日文才能夠進入那個市場，但現在精通日文已經可以交給 AI 去進行了。所以我不認為說臺灣的市場小，現在還是對我們的軟體業的一個限制。
我想最大的優勢，就是大家想到臺灣，就想到是 值得信賴 (Trustworthy) 。
為什麼是這樣？是因為不分你在哪一個國家、甚至哪個意識形態陣營，臺灣做的晶片乃至於那個晶片的供應鏈，那以及這個供應鏈的資安的保障——包含我們當時跟台積電一起提出來的 SEMI E187 資安標準——這個全世界都是買單的。
也就是說，可能你跟臺灣的政治、文化、經濟等等有著或敵或友的關係，但是臺灣製造出來的這些產品並沒有殖民你、並沒有特洛伊木馬。這種王道精神，全世界都是相信的，不分哪一個陣營。
那我覺得現在在 AI 時代信任是最容易流失的，就像我們說「眼見不為憑」。所以大家非常相信臺灣做出來的產品這件事情，我覺得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那要怎麼擴大這個優勢呢？當時在川普第一任的時候，他們有一位國務次卿叫做 Keith Krach ，他當時推動 「乾淨網路專案」(Clean Network) ，就是去說服全世界，就是他的 5G 軟體裡面如果用的這個設備，如果是用某些專制極權國家——那些國家他可能沒有新聞自由，所以他在裡面埋了後門也沒有吹哨者也沒有人會報導。
那這個時候，那些 5G 晶片的供應商，那這樣子的信任它是可以遞移的，就是臺灣信任誰、我們信任臺灣，全部加起來變成 Clean Network。
現在我就跟 Keith Krach 合作，有個叫做 xGTT (Global Trusted Tech Standard) 就是全球信賴科技標準。那也就是把我們剛的這樣子一套想法，從當時只是可能通訊相關的設備，現在就變成包含 AI 等等部分，都可以透過這種信賴科技的方法，去讓所有注重資訊自由的國家可以知道說，那我的供應鏈去用哪些產品、哪些製造商，才是能夠保障我們國內人民的自由的。
我覺得如果全民都能夠事實查核的話，任何黑暗都無所遁形。
這個就是我一直在強調的「基進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
這其實是瑞典立國的根本。瑞典你不要說新聞記者，一般的公民新聞工作者，去要任何官員關於任何事情的任何資料都要得到。對他們來講，這個就是你要服務公職，那其實就是要完全透明。大家也知道說有點麻煩啊等等，但是因此瑞典出來的這些東西，大家是信賴的。
那我覺得臺灣好不容易在亞洲已經是數一數二了嘛，那我們就要更確保說我們在網路自由上面、在受人信賴上面、在新聞的自由上面，不是只是靠新聞的從業者，而是全民都能一起來參與基進透明的工作圈。
Live long and prosper。謝謝大家。
我認為 Alpha 世代不只是「數位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他們是與 AI 共存的「數位原居民」（digital inhabitants）。我看見這群完全在寬頻時代擁抱下成長的孩子，他們是科技的天然園丁（natural gardeners），而不僅僅是消費者。之所以稱他們為園丁，是因為他們有能力運用數位工具來建立共享的現實，而不只是棲身於虛擬世界之中。
我以臺灣國家教育課綱（108 課綱）設計的委員會成員身分來說，2019 年，我們將重心從「讀寫能力」（literacy）——這對前幾代人來說意味著閱讀、理解與筆試——轉移到了「素養」（competence）。素養賦予了下一代共同創造並貢獻媒體地景的能力，而不僅僅是消費。
回答你的問題，他們不把網際網路視為一個需要「登入」的獨立設施。他們將網路視為一個連續的公民空間，透過自主性與他人的互動，他們能找出我們這一代人無法想像的解方。毫無疑問，Alpha 世代對「多元宇宙」（Plurality）——即我們可以在不抹滅彼此差異的情況下跨越多樣性進行協作——有著直覺性的掌握。
老一輩常帶著恐懼看待 AI 與寬頻連結，或擔憂極化現象。但我感覺 Alpha 世代將這些工具視為「能動性」（agency）的放大器。他們不等待准許才參與民主，正如你所說，他們已經在 Roblox 等平台上組織社群、發起社會創新，並要求一個科技服務於人類價值的未來。
我的使命，在於建立他們蓬勃發展所需的自由基礎建設，確保當他們接手掌舵時，擁有將衝突轉化為好奇心、協作與公民關懷的素養。
可以的。在你上一個關於 Alpha 世代弱點的問題中，我認為他們最大的脆弱點正是你剛剛提到的：目前充斥數位景觀的「反社會媒體」（antisocial media）。如果留給 Alpha 世代的只有那些旨在將成癮與憤怒最大化的工具——那些剝奪細微差別、只留下對話殘片的演算法——那麼他們就有失去真正理解所需脈絡的風險。若缺乏解構這些演算法並建立獨特「利社會」（pro-social）媒體的技能，Alpha 世代將面臨碎片化的危機。
特別是在美國，我認為這並非價值觀不可避免的衝突。與其他國家一樣，這是旨在放大分歧的「反社會科技」所造成的症狀。在《多元宇宙》中，我和合著者主張我們可以建立「利社會媒體」作為基礎建設，它不強迫人們同意彼此，而是引導他們找到「不尋常的交集」（uncommon ground），或說是令人驚喜的共同點——一種粗略共識（rough consensus）。
我可以分享一個關於代表全美人口的微型公眾共享平台的連結，該平台從每個國會選區選出五人。它將優化憤怒的演算法替換為優化「交集」的演算法。正如參與「We the People 250」的約 2,000 人所發現的，他們不再將民主視為不同聲音之間的競賽。他們在平台上的體驗是將其視為一種協作技術，在這裡，多樣性是共創與進步的正向「地熱能源」，而非障礙。
十年前在臺灣，我們使用了 Pol.is，這是一個利用機器學習來繪製意見叢集並識別能跨越鴻溝之論述的利社會對話平台。被放大的不是最大聲的聲音，而是這些「不尋常的交集」。這也啟發了今天 X 平台（前 Twitter）、YouTube 和 Facebook 上的「社群筆記」（Community Notes），它透過要求持有對立觀點的人在筆記發布前先對脈絡達成共識，從而將事實查核去中心化。這些利社會科技證明了，當我們為「協作的多樣性」而設計時，即使是極化的社會也能從憤怒走向交集。
是的。「地熱」的概念在於，我們不把極化與衝突視為必須逃離的火山，而是視為更新的能量。對我來說，極端思想與陰謀論的興起並非不可避免。我們可以隨時使用利社會系統來扭轉局勢。
例如，在臺灣 COVID-19 期間，我們提出了一個叫「幽默勝於謠言」（Humor over Rumor）的概念。我們曾經因「衛生紙之亂」而非常極化。當謠言傳出說口罩的大量生產消耗了所有的衛生紙漿時，我們不只是否認或進行闢謠（debunking）。實際上，我們做了「預先澄清」（pre-bunking）。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立即發布了一張迷因圖，圖中他扭著屁股，標題寫著：「我們只有一粒卡臣」。
透過使用幽默，憤怒的昇華成為可能。這則訊息比陰謀論傳播得更快，有效地為民眾的心靈接種了疫苗，防止極化與恐慌，且無需動用審查制度。
在臺灣，我們有一個數位免疫系統。我們賦權人民採取行動，而不是依賴大政府或大型科技平台的由上而下的審查。是臺灣的「大社會」產生了這些解方。
例如，當我們看到 AI 生成的深偽影像（deepfakes）時，我們不審查它們。相反，我們向全臺發送了 20 萬條簡訊詢問：「我們可以一起做什麼？」民眾提出了很好的想法，例如建立一個「出處優先」（provenance-first）的媒體環境，要求廣告——包括公眾人物的廣告——使用數位簽章來驗證內容。我們將這種 KYC（了解你的客戶）的安全性置於廣告互動率之上。座右銘必須是「安全重於互動率」（Safety Over Engagement）。
我們可以將 AI 作為輔助式智慧（Assistive Intelligence），賦權社群即時標記並釐清深偽內容的脈絡，將網際網路從欺騙的空間轉變為信任即貨幣的共享現實。
現在日本的部會和名人對這種臺灣模式非常感興趣。在臺灣，我們正在導入生成式 AI，確保官方網站上發布的政績資訊和事實查核可以轉化為影音訊息。就像蘇院長製作的迷因一樣，我們可以自動化部分的生成過程，讓民眾能快速轉傳。我們希望將著名的「2-2-2」原則——謠言發生後 2 小時內，提供 2 張圖片或 2 分鐘影片及 200 字——縮短為或許是「1-1-1」。
我從 Alpha 世代學到的一課是「垂直信任」與「水平信任」的區別。在我們這一代，像新聞業、大學和部會等垂直機構主要存在於線下世界。我們登入線上世界，然後登出回到真實世界。
但 Alpha 世代沒有這種自動信任頂尖記者、部長或教授的垂直信任模式。對他們來說，線上與線下世界只是單一共享現實的不同模式。他們優先考慮水平信任模式，即協作，而非基於資歷的垂直模式。他們不等待由上而下的指令。他們直覺地跨越國界組成社群來應對全球挑戰。
他們已經將 AI 視為輔助式智慧，而非人類思考的替代品。為了克服你提到的問題，媒體從業人員需要從這種由上而下解釋的垂直模式，轉變為點對點共同生產的水平模式。我們需要將新聞業民主化，讓每個人都能參與協作式意義建構（collaborative sense-making）。與其每個人只是猜測關於新興議題的社會規範——也就是「讀空氣」（reading the air）——我們需要學會「寫空氣」（write the air），共同創造共同知識。
在臺灣，我們將民主視為一種技術。就像半導體等任何技術一樣，我們可以升級它。
